一个常被影视作品渲染出传奇色彩的女性群体。在镜头的描述里，她们反抗传统父权，拒绝包办婚姻，做女工，下南洋，反哺家乡建设，甚至支援。

　　广东地区将上了年纪的女性称为姑婆，自梳女们集体生活的场所，也被称作姑婆屋。最鼎盛时期，一间姑婆屋中同时居住着300多位自梳女。

　　艺术家浦潇月在文献中接触到了这群女性，深感震撼。她花费两年多的时间，走访了广东现存的12座姑婆屋，对其中7座建筑做了系统的扫描记录。后来她说，这是一场漫长的祛魅的过程。

　　自梳女成为记忆里的名字，而这背后折射的独身养老、经济自由等问题，经过百年时间流逝，依旧保持新鲜。

　　自梳女，顾名思义，就是自己梳起头发，自立门户。与之对照的则是传统女子出嫁时，长辈为她梳起长发，祝她儿女齐全，从此身份被落进夫家。

　　1997年，电影《自梳》上映，杨采妮饰演的少女意欢，为了逃避买卖婚姻而选择自梳。老一辈的自梳女为她举办仪式，口中念着祝词：

　　“一梳福，二梳寿，三梳自在，四梳清白，五梳坚心，六梳金兰姐妹相爱，七梳大吉大利，八梳无难无灾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自梳的历史要追溯到明朝。19世纪末，珠三角地区缫丝业兴盛。相比于被家事所累的已婚妇女，工厂大量招聘20岁左右的未婚女工。

　　许多女子因此自梳，保持单身，以求进入薪水颇丰的工厂打工。资料显示，抗战前，佛山市西樵镇有个简村，连续8年没有出嫁过一个女子。

　　上世纪30年代，经济危机波及缫丝业，大量女工失业。部分自梳女坐上南下的船只，前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等地打工。在当地，她们多是做“住家工”，也就是后来的“妈姐”。

　　1984年的香港纪录片《自梳女》中，70岁的自梳女凤竹姑对着镜头哈哈大笑：“结婚有什么好的，儿女都是吵闹着跟你，自己在这里（姑婆屋）不知道有多好。”还有一部同名纪录片中，98岁的自梳女伦松胜十几岁下南洋，上世纪八十年代回国时，带回了20万元。

　　90年代的新加坡纪录片《梳起的岁月》也有类似的场景。祖籍东莞的自梳女香姐15岁就到新加坡做工，不仅陆续寄钱回国帮弟弟盖起房子，还供着侄子读书，寄钱给侄子们办婚事。

　　浦潇月曾经也是这样的看法。2020年初，她还在国外念书，临近毕业，她在一门课程中读到了有关自梳女与姑婆屋的资料。自梳女的话题不算新鲜，作为她们集体生活使用的姑婆屋，却常常被一笔带过。抱着好奇的心态，浦潇月开始搜集更多资料。

　　回国后，浦潇月一直记挂着这群女性。她是影像创作者，想着或许可以去到现场拍一些影像资料留存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一去，自梳女群体在她的人生叙事中，占据了不止两个年头。

　　“她们的确是封建时期的独立女性，但并不是今天理解的独立女性，她是封建环境下有着被动前提的独立选择。”很多文章会将自梳女刻画成反抗男权的标杆，浦潇月却认为，这样的表述过于片面且有误导性。

　　冰玉堂始建于1950年，由下南洋的数百位自梳女筹资建造，用于供养离世姐妹，也是为回国的姐妹留一个落脚之处。因有南洋同乡会与本地政府的协助，是当前最有名气且保留最完整的姑婆屋。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远渡重洋的自梳女们陆续回乡，冰玉堂经过多次重建。2000年，自梳女们立下了产权移交的集体遗愿，待她们百年后，冰玉堂将交予沙头村福利委员会。

　　2012年，冰玉堂文物展览馆在冰玉堂原址上落成，时至如今，展馆里保存着各处搜集来的有关自梳女年轻时的照片、手工艺品等物件，供游客参观。浦潇月在搜索引擎键入“姑婆屋”的关键词，跳出来的也多是这座展览馆的资料。

　　浦潇月却认为，冰玉堂并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姑婆屋建筑。“（冰玉堂）内核是传统闽南风格，外表却具有南洋风情，再加上它有海外同乡会几百人的资助，建成时间相对较新，建造条件其实是凤毛麟角的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当浦潇月走进冰玉堂内部，建筑本身的生活痕迹已经所剩无几。冰玉堂的分区功能大致留存，但卫生间已经扩建为游客使用的公共卫生间，厨房也因为有综艺节目在此取景而被拆除重建。

　　更何况，不是所有自梳女都有漂洋过海的魄力与机会。那些留在国内的自梳女们如何在姑婆屋里生活，更贴近我们的认知，却往往被文艺作品忽略。“她们可能被理解成了一个没有故事的群体。”

　　浦潇月想要知道这段故事，就必须自己亲自挖掘。就这样，浦潇月走到这次调研的真正起始点，一道道难关，也随之迎面走来。

　　大部分姑婆屋已经不再有人居住，再加上城市规划的更新，很多街道都换了新名字，更改了走向。按照文献中的地址去寻找，多数情况下都是失望而归。

　　“我们把调研重心移到姑婆屋这个事情上，已有的文献对我们的帮助就非常少。我们就只能到了现场以后，网式地采风。”每当这时，浦潇月就要感慨，幸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。

　　浦潇月拿着益善堂的地址，地图指到一个区域。“地址上是有具体门牌号的，但是这个区域在地图上都是错的位置。”她只好挨家挨户敲门，问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姑婆屋。

　　巧合的是，附近还有座尼姑庵，浦潇月数次都被村民指向这座尼姑庵。“本地村民对自梳女的理解比较模糊和广泛。不同于学术中的定义，很多本地人认为，没嫁人就是自梳女。”而这也是如今看来，“自梳”在学术与现实交流中的区分所在。

　　从学术上讲，只有经历过自梳仪式，才能被称作自梳女。但广义上看，形婚、拒婚，或者没有任何形式但最终都能实现不与男性同居的行为，都可以被称为自梳。

　　浦潇月对此习以为常。她和团队的伙伴在周围折腾了好几圈，终于在问到一家饭馆时，僵局被打破。饭馆老板对她们说，自己曾经就住在姑婆屋所在的那条街。

　　那天恰好没什么生意，老板开着车，带着浦潇月几人前往记忆中的路口。在一条隐蔽的巷子深处，浦潇月找到了那座益善堂。

　　“这条街很深，姑婆屋在街道最南边顶头的一条死胡同里。”记忆的遗忘被寻路的过程印证，浦潇月说，“我们走到（街道）北边的时候，再问北边的这些人，他们都不知道南边有座姑婆屋。”

　　肉眼上看，益善堂的外观没有明显败损痕迹。但更加高大的建筑体积，以及门窗上的雕花，让它与周围房屋有些分别。往里走，佛堂里有一套十分完整的佛像，但佛像相对较新，“老的那一套已经被偷掉了”。

　　芬姐每天都会到佛堂上香，上午一次，下午一次。她今年四、五十岁，一直未婚，广义上算最年轻的自梳女，如今在义务打理着这座益善堂。

　　芬姐家与姑婆屋比邻而居，年轻时也在姑婆屋中住了几年，浦潇月推测，这可能跟芬姐选择自梳有直接关系。

　　浦潇月和芬姐打招呼，说自己是来做文化记录的。芬姐和家人有些警惕，浦潇月猜，是之前的偷盗者伤害了她的信任。

　　芬姐的家人态度不屑，问浦潇月，做这个事情有什么用，有什么可拍的。本性善良的芬姐却选择帮助眼前这个闯入者。

　　益善堂最初由西樵山脚下杏头村的4位自梳女集资筹建，占地300平米有余，分为南北两个部分。南边因为有芬姐时不时地收拾，保存得比较干净。北边漆黑一片，堆着碎瓦木头，外人很难进入。

　　芬姐领着浦潇月，打开北边房间的门锁。她一边走，一边介绍姑婆屋的布局。得益于芬姐曾经在此生活的记忆，姑婆屋承载的功能从文献里走出，一点点与眼前的断壁残垣达成连接。

　　佛堂是自梳女们拜佛的场所，有时也被用于特殊节日的吃斋。文献记载，由于各地习俗不同，供奉的神灵也不尽相同，基本上都会信奉龙母、妈祖等女性神仙。

　　以西樵为例，这里的自梳女普遍尊奉女神化的观音菩萨。当地的传说里，观音曾化身为独身公主，不仅敢于抗婚，还舍身救父，最终得道成佛。这样的故事对于自梳女群体，有极大的精神鼓舞。

　　祖堂是供奉牌位的地方。大部分姑婆屋实行买位制，即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，就能预订一个在姑婆屋中的床位，也对应着去世后的灵位。

　　不同姑婆屋的买位钱也有差异，有的是固定数额的金钱，有的可以赊一件首饰。不是所有自梳女都能付得起买位钱，当然，也不是所有买位的自梳女都会住进姑婆屋。

　　自梳女们交上买位钱，更看重的是去世后的供奉。封建时期，珠三角地区对身后事看得很重，出嫁的女性去世后可以葬入夫家祖坟，未婚女性却不被自家祖坟接纳，无人供奉。自梳女们只好选择在姑婆屋中，安放自己的灵魂。

　　浦潇月注意到，所有人的名字都是娟秀的毛笔小字，成排地写在一张纸上。在世的姑婆名字上会贴一张红纸，逝世后则将红纸撕下。这些名字的排列没有轻重等级，不同于宗祠中的论资排辈。也就是说，姑婆屋中并没有等级划分。

　　再往里走，是姑婆们的卧室。益善堂的卧室早已破败不堪，芬姐对浦潇月介绍，这里曾经有隔板，将房间分成一个个小的隔间，每个姑婆都有独立的空间。

　　最高峰时，有30多位自梳女群居在益善堂中，直到15年前被闲置。最后住在这里的几位姑婆中，最高龄有107岁，据说极爱抽烟，酷爱弹烟头。

　　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域，厨房。姑婆屋中的厨房非常大，灶口一排排地排列着，浦潇月甚至在一座姑婆屋中看到40多个灶口，场景十分震撼。

　　每个姑婆都有属于自己的灶口，在浦潇月看来，这正是姑婆们个体性表达的空间遗留，“可能今天晚上她想再吃一顿，或者是其他姑婆吃的时候她不饿，她之后再加一顿，都可以。这种方式代表了姑婆们那时的一种自由程度，如果她嫁人了，在一个传统的家庭结构里，她可能就没这么多自主性。”

　　两年多时间，浦潇月走访了广东地区的12座姑婆屋，其中有的姑婆屋变成了素食餐厅，有的被改造成历史陈列馆，原本的面貌已经模糊。除去这部分建筑，浦潇月集中扫描了7座已经荒废的姑婆屋。

　　她发现，姑婆屋的功能分区大致相同，但因为地理区域等原因，姑婆屋中的习俗有些差距。比如西樵一个名为龙华洞的姑婆屋中，入住的自梳女需要举办拜师仪式，而在益善堂中，就没有这样的习俗。

　　百余年来，数以万计的自梳女们在姑婆屋中群居生活。她们中，有人依赖早年积蓄，有人领着低保，也有人会外出做工、摆摊，甚至靠帮别人看孩子赚取收入。

　　有些时候，姑婆屋中会定期举办集体活动。在特殊的日子里，姑婆们的亲戚还会来姑婆屋中看望她们，一起吃斋饭。

　　浦潇月将姑婆屋的存在，比喻为一种“智慧”。姑婆们无意与传统观念对撞，更像是在“男大当婚女大当嫁”的旧习中撕开一个裂缝，姑婆屋就扎根在裂缝中，与主流观念一起生长。

　　她们一生独身，却不反抗婚姻制度。早年间，广东还流传着“不落家”的做法，即女子与丈夫结婚后，一直在娘家生活，只有去世后才会迁入夫家祖坟。电影《自梳》中也有类似的表达，自梳女阿焕为了死后有人祭拜，选择了“买门口”，给婆家一笔钱，买一个葬入其祖坟的名额。

　　诚然，自梳女们勇敢地选择并接受了曾经的选择，但时代的局限性也无法避而不谈。“对于自梳女而言，她们一直是矛盾和挣扎相伴的人生状态。”浦潇月说。

　　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。有的姑婆将自梳形容为“傻事”，“为了父母兄弟，换来半世的孤独”。有的姑婆无所谓，“顾好自己就行了”。还有姑婆反问提问的人：“后悔有什么用？”

　　与姑婆们交谈时，浦潇月不愿去问这样的话题。“我觉得意义不大。你得到的答案并不能真实地代表这个人当时选择背后的复杂性，以及她回看当时的选择，如今心理的复杂性。”

　　一位90多岁的阿婆讲，她的姑姑曾是一位自梳女。阿婆祖上条件不错，姑姑决定自梳时，西樵当地自梳风气鼎盛，姑姑的决定因此没有被过多阻拦。

　　家里为姑姑举办了十分风光的自梳仪式，对照着传统婚礼，摆了好多桌酒席。怎料自梳没几年，姑姑遇到一个想托付终身的男人，于是想要结婚。而她结婚的打。